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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与阴谋 褚时健案背后的云南风骨

时间: 2019-03-09 18:49:33 | 来源: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阅读:

来源: 光影岚调

引子

褚时健先生不久前去世,各家媒体争相报道。很少有企业家能够像先生一样,引发如此大规模的集体缅怀。民心实在是比奖章更耀眼,更珍贵的证明。那些刷屏的信息,多数都在感怀先生传奇励志的一生,情真意切。但也不乏有人拿先生的死讯谋自己的私利。更有一小撮声音刻意编造不实的信息,企图引导舆论。或好或坏,褚老先生如果泉下有知,怕也是不会在意。大海正是因为包容,才成就其波澜壮阔。

从缔造赫赫有名的红塔集团开始,先生的每一步都在风口浪尖。人情冷暖,早就习以为常。传奇的那个部分已经被大家反复提及,我就不加赘述了。我只是想讲讲先生的分水岭事件,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褚时健案件。在案件之前,褚时健是那个“跺跺脚,云南高原要震一下”(民间说法)的知名企业家。案件之后,褚老先生保外就医,开始种褚橙,成为全中国人心中的励志楷模。

唯独那个案件本身,鲜少被人提及。但在我看来,这个恰恰是传奇的另外一面,光环背后血淋林的残酷真相。放在时间的长河中,这才是打开历史的另一把钥匙。

当年褚案引发的关注不亚于老先生今天的离世,云南最高法院最后为何没有判褚时健死刑,法律依据在哪里?网络关于褚时健出逃国外的信息是不是真实的?到底有没有神秘的力量在操纵褚时健的生死?为什么这场被称为一流的审判之后不到一个月,时任云南省高院院长的孙小虹马上被调查,并在几个月后被撤职?褚时健案件在当年的司法系统引发了多大的震荡,多年之后,我们该放在怎样的维度评价这个事件?

1999年1月上旬,昆明下了50年不遇的暴雪。就在前一天,春城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学者和法律界人士。 

1月1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褚时健。法庭外,有人举着“高价收购褚烟”的牌子。当时的烟盒,一般打的字都是“红塔集团”。所谓“褚烟”就是由褚时健亲自监制生产的烟,盒子上打的是“玉溪卷烟厂”。不管褚时健是生是死,属于他的烟草时代注定划上了句号,他监制的烟成了可以收藏的物件。

法庭内,一片肃静。不允许随便拍照和摄像。因为旁听的人太多,一个机关单位只发了两张票。800多个位置,座无虚席。这个案子距离庭审已经快半年了,已经从最初的法律问题上升到更加复杂辽阔的政治和命运问题。所有人都在等待宣判结果。

当法庭宣布“提被告人上庭”的时候,两名法警一左一右,押着褚时健从侧门出庭。这位69岁的老人穿着深色夹克,一头白发,神情平静。和这个年纪多数的云南人一样,黑。一位云南女记者曾将之描述为“脸膛像石油一样黑的汉子”。完全是英雄审美。

宣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在当时,别说普通人,就连专业的法律人士,都不曾见过这种格式的审判书。当审判长念到褚时健是否贪污1156万美金的争议焦点时,所有人都紧张的提着心。按照当时8.27的汇率,这笔钱近一个亿。是建国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一笔。这笔钱是否认定为贪污,是褚时健的生死线。

“该指控中,证据反映出被告人褚时健转款行为的主观故意,同时存在非法占有,购买设备或者其它目的的可能性,不具有充分的排他性。因此,指控被告人褚时健贪污1156万美元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确认。”

褚时健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庭上一片掌声。

据某位退休法官回忆:这个案子的难度和社会影响之大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那个时代行贿受贿,贪污基本是拿现金。这个案子完全是通过转账来实现,牵扯到境外存款,境外账户,还有大量的外币,这些都和红塔集团正常的经营混在一起。几个被告人被指控贪污到的钱,也都是存到境外一个账户上。钱并没有到褚时健个人口袋。加之他又对云南做出了巨大贡献,舆论都比较同情他。但是上面又有“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从严惩处”的意见,再加上1156万美金的认定存在较大的分歧,因此,这个案件的审判难度就很大。

某位在庭审现场的人士回忆说:褚案的庭审,现场紧张,但是又很精彩。不管是律师还是法官,大家一看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双方你来我往,把完整的事实真相慢慢呈现出来。法庭上有一个细节,另一位被告乔发科在庭上向法官申请要一把椅子给褚时健,法官当场就同意了,这在以前也没听说过。

说起那个乔发科,还有一段逸事。乔发科在玉溪烟厂主管生产,被收监后,把在烟厂里面搞管理的经验,带到看守所里面。哪怕是粘纸盒子,也细致到浆糊在左手边几米的地方,伸手多远能够到,每一次上多少浆糊,粘的这一道工序哪个动作最有效率,最节省时间。乔发科的改革,使得看守所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所有看守所都争着抢这个人。

法庭开庭审理这一天,看守去提他,他说:不行,我今天的生产任务还有没有完成,去不了。

法警对乔发科说:“公开审理,法院开庭,你必须要去。”

乔发科想了一下说:“那我还得收拾收拾。”

乔发科被判了五年刑。律师安慰他说:“老乔,别灰心,在监狱里多立功,想想办法,争取提早出来。”

乔发科说:“不行,党和人民对我那么好。我现在犯了错,怎么都要把牢坐完。”

多年来,马军一直担任玉溪烟厂的法律顾问,也是褚时健的辩护律师。这位北大经济系毕业的才子双目炯炯,说话爱用短句。圆脸,卷曲的头发,和他棱角分明的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褚案庭审前,正赶上云南省开法学代表会议。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令狐安也到会和代表们见面。令狐安握着马军的手对身边的其他人说:“这是我们云南省的大律师,是个不听招呼的人。”

紧接着,令狐安专门找马军谈话,聊褚时健案。第一句说的是:褚对云南省的经济是做出巨大贡献的。没有褚时健,没有红塔集团,也没有云南烟草的今天,也没有云南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一个省最高领导的表态显得尤其重要。而这个令狐安在云南政界也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领导。随便说两件小事,可以作为令狐书记性格的说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那样泰山压顶的时刻,他的态度一直是“行政不干预司法”。这不是偶然的。

有一次,云南省委在胜利堂开会。令狐安在旁边的连云宾馆吃完饭,带着秘书步行去会场。时间有点赶,会场有东门和西门。他们就抄近路从西门进去。结果西门锁着。眼看就要迟到了。令狐安撸了撸袖管,爬门而进。秘书只好跟在后面爬。结果,动作太慢,被看门人抓了个正着。那个看门人怎么都不相信眼前这两个爬门的人中竟然有一个是省委书记。

当时,昆明盖政府小区。省领导只要出十万块钱就能分一套,但是作为省委书记的令狐安愣是拿不出这钱。最后没有分到房子。十年云南省委书记,干干净净的来,干干净净的走。

现如今,怕是找不到穿着旅游鞋和牛仔裤的省委书记了。也看不到省委书记随随便便出去,往哪座桥上一站,就跟老百姓闲话家常。

案件审理前,马军又去高院见了时任省高院院长的孙小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孙院长,我在法庭上从来不废话,不说与案件无关的话。但是你也知道,法官动不动就打断辩护律师的话。如果打断我的话,我肯定要表示抗议。

马军这样解释这个要求:以往律师发言,说到关键处,经常被法官打断,来一句“辩护人不要谈了,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既然这样,何必开庭?法官直接按照你们认为对的判就行了。

孙小虹只回答一句:没问题。

当时,孙小虹引领的整个云南司法系统的审判改革在全国已经最为成熟,最成体系。他也希望司法改革的成果能在这个有全国影响力的案件上再度展现。这就是简单一句“没问题”产生的背景。

正式开庭的时候,这位原本不修边幅的汉子做了精心准备,甚至包括自己的服装。第一天开庭,他穿了一套黑西装,黑领带。第二天开庭,他穿了一套白西装,红领带。寓意黑白分明。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词用了两个半小时。

时间退回到1997年7月10日,褚时健在云南看守所给马军写了封信,请他作为案件的代理人和辩护人。省检察院和专案组的人通知他去拿委托书,和马军谈了一次话。马军当场表示:第一,这个案子必须要严格依法办,要重证据;第二,我知道办这个案有风险,我是军人出身,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马军的办公室,一直挂着一幅字,上面写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褚案审判书的执笔法官是上海人,十七岁知青下乡,去的西双版纳。当时,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从此,云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见证了他所有的理想和失落。见过这位法官的人都说,这个人目光如炬,眼神中有显而易见的锋芒和通晓世事后的厌倦。这与他那些亦正亦邪的江湖传闻一起形成了某种独特的江湖气质。

他认为褚案的审判,是围绕检方指控的三笔犯罪事实展开:

一: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等共同贪污355万美元;

二:褚时健个人贪污1156万美金;

三:褚时健个人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针对第一条,控辩质证之后,法院得出结论,“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共同私分公款3551061美元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三被告人亦予供认。这一事实予以确认。”

关于第二笔对于褚时健个人贪污的指控是1156万美金。如果认定这一条,那褚时健就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巨贪。因此这笔钱被传为褚时健的生死线,成了本案对褚时健判不判死刑的焦点。

当时,马军辩护说,虽有转款行为,但指控褚时健主观上具有故意非法占有的证据不足。几位证人的证言也存在重大矛盾,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根据几方供词,1156万美元存在三种说法:1、添置设备;2、退休前承诺的赞助款;3、褚时健贪污。通过举证,以上三种说法都存在可能性,没有排他性,因此不能认定。

当犯罪事实无法证实的时候,无罪推定是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遵守的一种原则。我们国家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有所体现。按照这一原则在褚案中的应用,法官并没有认定褚时健没有贪污,而是认为指控褚时健贪污事实的证据不充分。

因此,云南高院把最大的一笔主罪给否定了。当时,旁听的媒体记者和律师都感到极为震惊!

某著名律师,旁听了宣判,回到北京后激动的写了一篇《为这份褚案判决书叫好》,文章是这么说的:

首先,这份判决书好在将“经审理查明”改成了“本院评判如下”。这不仅仅是几个字的简单改动,它意味着法院终于摆正了自己在过程中的裁判位置,开始用一种尽可能平等,客观,公正的眼光来对待控辩双方。

其次,这份判决书好在敢于将控辩双方的证据以及指证意见一一列举评述,真正做到一证一质一辩一认,而不是像传统判决书那样,将证据问题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其三,这份判决书好在敢于坚持无罪推定原则,敢于否定公诉机关证据不足的指控。这一改变说明了法院终于打破了公检法一家的思维定势,开始承担起独立审判的神圣责任。

其四,这份判决书好在将“本院认为”建立在对证据的理性分析和对法律的详细阐述上,而不是像以往的判决书那样空洞无物的套话笼统带过。

云南省高院研究室至今保存着一分最高法院公开发表的公报(1999年第2期)。公报全文刊载了褚案判决书,这是最高法院第一份通过公报向全世界全文公布的判决书。

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还专门出了评论。声称读完这个判决书,顿时感受到改革的春风扑面而来。

很多年后,在某次法学研讨会上,遇到中国法律界泰斗高铭宣和王作富,以及其他六位中国刑法界的泰斗。他们对当年褚案那份审判书还记忆犹新。几位泰斗说:褚案当年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性准确,量刑恰当。对公诉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和人民法院的指控、辩护、认定做了全面客观的反映,是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充分体现了司法公正的精神。

但是,后来的情况急转直下。

褚案之后,高院院长孙小虹被调查。宣布孙小虹撤职的当天,这位执笔褚案审判书,以理性和严谨著称的法官居然当着宣布消息人的面,推开桌子,说:老子不干了。

孙小虹被撤职之后,昆明市中院一众法官,选择了辞职。

如今,那些在网络上造谣生事的人,拿褚时健和政府的关系大作文章,甚至暗示,褚时健七十多岁能够东山再起,背后有看不见的权贵之手在帮他运作,我觉得这是别有用心的阴谋论。这种论断抹杀了褚时健身上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即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感召他人,影响一个时代,也抹杀一批用自己的热血,理想去维护正义和公平的有识之士。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接手褚案的时候,孙小虹刚被提拔为省高院院长。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在司法系统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引领了司法系统的改革风潮。

率先给死刑犯进行无痛苦的注射死亡,这在中国尚属首例。在法院系统内设立执行局。在九十年代初期,开创性的将司法语言融入建筑中去,建成了现在的昆明中级人民法院。

其中,还包括证据规则的改革。“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自从50年代被提出来,有着深厚的历史。什么是事实?是客观事实还是法律确认的事实?从这个点出发,证据规则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司法实践中,只有通过以证据确认的事实为依据,来反映和接近客观事实,因此法院确认的事实只能是,必须是以证据确认的的事实即法律事实为依据。

在后来褚案中,证据规则被运用的淋漓尽致。也正是充分运用了这些改革成果,才有了后面1156万美元的判决。

这个以严厉著称的铁腕领导,不是不知道案件的复杂性,却也未曾料到自己也已经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在褚案的审判过程中,他显得分外平静。在他的主导下,省高院对褚时健案采取了公开透明的控辩式庭审,还首创了特别合议庭的方式,由高院五个审判员和两个人民陪审员(一个是省人民代表,一个是省政协委员)组成。据说还连续开了若干个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可以说是一个外延非常大的合议庭或陪审团。

在那个风雨欲来的时候,法院的特别合议庭却像安静的孤岛。几位具有多年刑事案经验的老法官,此时,心无旁骛。他们要面对的是证据,证据,还是证据。因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这个案子后来被外界和媒体评价为“一流的庭审,一流的判决书,一流的律师辩护。”

但没想到的是,刚刚办完一个漂亮的案子,紧接着自己面临被调查的局面。当年的新闻联播罗列了孙小虹所犯的几条错误,其中有一条“狂妄自大”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讲过,从政有两种伦理。一种叫责任伦理,一种叫信念伦理。责任伦理就是为了以后履行政治家的“大责任”,可以委屈就全。信念伦理就是要坚守底线,坚守自己。有人选择前者,有人选择后者。

1999年,由《法制日报》牵头评选的十大新闻中,审判褚时健案当选,宣判是1月9日;由《检察日报》评选的十大新闻中,孙小虹被撤职案当选,新闻联播在11月9日。这真是对这个时代公平和正义最好的嘲讽。

让作家燕子印象深刻的,还有褚时健的司机。用她的话来说,那些年经常坐他的车,从未见他踩过一脚急刹车。

燕子当时是云南一本颇有名气的杂志的主编,曾经也写过一篇褚时健采访。当时,写褚时健的文章很多,唯独这篇感动了他,说了一句话,这个作者能读懂我。因此,褚时健的女儿去世后,燕子经常去看望他。

玉溪烟厂每年12月都要检修机器。元旦之后大概有十来天的时间,全厂停工,工人放假。这个时候,褚时健想悄悄地找个地方休息,本来想去弟弟所在的青铜。但是,这事儿被青铜县委书记知道了。打了个电话给褚,说:代表青铜县父老乡亲欢迎您。

他本来也想去延安看看。朱镕基总理在任的时候,为了扶贫,确定由玉溪烟厂去支持延安烟厂。褚时健跟西安烟草公司的人联系了一下,没想到又惊动了陕西烟草。对方听说,高兴坏了,说要好好接待他。

最后玉溪大自然公司的陈经理就动员褚到河口去。说那里天气好,12月份也不冷。

很多人都传言,褚时健是背着几麻袋的钱打算从河口出逃。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却阴差阳错的被河口的边防武警扣留。一同被扣押的还有同行人员。

那以后,很多人的电话都是被监控的。

“其实也没啥,没到过年的时候,我还在电话里问候他们,觉得这一年来他们辛苦了。”燕子云淡风轻的说着这些往事。

在接触当年褚时健身边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共性。她们身上都具备一种生机勃勃的风采和坚韧。人还是以群分的。

很多年后,燕子不再年轻,但那双眼睛依然鲜活。历经沧桑而毫无暮气。她笑着跟大家说:“最近还有人考我,问我能不能背大观楼长联。我当场就给他背了。”

180字的长联,有两句,印象深刻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

很多人都说,褚时健的一生酷似《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他们都出身底层,一生中有一半时间是不自由的。冉阿让因为偷一个面包而受19年牢狱之灾,而褚时健算上下放农场劳动的时间和后来被拘押的时间,也几近雷同。他们都有过污点,但这种污点放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显得多么荒谬。他们的悲惨遭遇难道不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过错吗?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用顽强的生命力实现了对自我的救赎,成就了让世人惊叹的传奇。

《三联生活周刊》在2012年,以褚时健为封面写了一组稿子,题目叫《褚时健和他的褚橙——戴罪之身的二次创业》。其中有一段这样写:他身上折射的是最近30年中国经济发展中种种有趣的,值得深究的变化。

如果近距离了解过这个人以及他所经历的事情,那么“有趣”这样的词语未免轻佻了。这怎么都不是一个有趣的故事。相反,它是沉重的,充满了血泪。

财经作家吴晓波说过:所有的改革都是从犯法开始的。

二十年后回望历史,对于褚老的这个案件,可以解读出不同的意味。但是,不管怎么说,它都实现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对于1156万美金的否定,是褚时健案件最具价值的部分。它集中体现了“疑罪从无”“证据确认”的先进司法理念,当犯罪事实无法证实的时候,无罪推定是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遵守的一种原则。中国刑诉法也吸收了这个原则。而反观近几年频频出现的冤假错案,比如说聂树斌案,内蒙古冤案,都是在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出现了错误。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司法到底进步了吗?

时间是最公正的评论家。人的境遇可能会受制于某个时代,但人性的光辉却可以穿越百年。一个老人去世了,带走了很多真相。只希望一个商业强人的沉浮命运和一个法官的政治生命,以及一群人的努力,能够再一次唤醒大家对法律的思索以及对政治体制的反思,意识到民主与法治对于每个人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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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标题: 真相与阴谋 褚时健案背后的云南风骨
新闻地址: http://www.hbsxydq.com/caijing/448827.html
新闻标签:风骨  相与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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